当下我们正站在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坐标上。2021—2025年的“十四五”即将收官，2026—2030年的“十五五”正要启程。金元证券研究所负责人周晔认为：“这不仅是五年一度的规划轮替，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科技维度上完成一次由‘高水平自立’向‘高质量自强’的跃迁。”

202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正式发布，明确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之一，强调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要显著增强、关键核心技术要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要明显增多，同时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塑造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引擎。

回看“十四五”，将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十四五”规划精准判断国际形势和科技格局深刻变化，国际层面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重塑，国际环境中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科技封锁与竞争博弈日益加剧，如此形式倒逼我国必须把关键技术、核心能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用自主创新来稳住发展安全的底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四五”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到新的高度，形成了我国科技体系从分散突破走向体系化攻坚的鲜明特征。规划提出，要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升创新链整体效能。围绕量子信息、光子与微纳电子、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系统等重大创新领域，国家加快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推动国家实验室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协同布局，形成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创新平台体系，推动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优势资源的深度整合。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技组织方式，不仅指向“补短板、锻长板”，更是在为下一阶段的自主可控、源头引领和标准制定打下坚固的制度基础。

“十四五”时期的成就并不仅仅体现在科研体系的重塑上，更体现在硬核成果的不断涌现。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量子信息、“复兴号”高速列车、大飞机制造等关键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科技创新的“硬核度”显著提升。这些突破一方面标志着我国在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已经具备独立自主的综合攻关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换的趋势已经显现。值得注意的是，量子信息不再只是单点式的基础科研方向，而是被上升为国家战略任务，成为与载人航天、深海工程同等量级的“国之重器”领域，体现出国家对未来信息范式、算力范式和安全范式的前瞻布局。同时，“十四五”以数字中国建设为牵引，以关键核心技术为抓手，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耦合。规划提出，要聚焦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先进传感器等关键领域，推动基础理论、基础算法、装备材料等实现突破；要加快布局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存储等前沿技术；要将这些新技术与制造业、交通、能源、医疗等场景深度融合，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展望“十五五”，把“自立”推向“自强”

“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明确提出，要让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大幅提高，让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显著提升，让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让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快速突破，让并跑和领跑的领域明显增多，并让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相互转化。未来五年科技工作的评价逻辑将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强不强”：不再只强调补短板、保安全，而是要在更多赛道上做到“领跑”“创标准”“定规则”。这种跃迁，是“高水平自立”向“高质量自强”的内涵升级。

“十五五”的科技战略，核心不只是攻关，而是重塑增长方式。《建议》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并不是简单地把新技术叠加到旧产业上，而是以新产业为主导、以原创性科技为驱动、以高附加值和高效率为特征的一种全新生产力形态，其本质是以颠覆式技术推动产业结构跃迁。这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赖传统要素投入扩张，而更多依赖高端科技要素的集成、原创算法的突破、关键材料与装备的国产化迭代，以及由此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要实现从“能跟上”到“我来定”的跃迁，“十五五”对原创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文件提出，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求取得决定性突破；同时要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提升基础研究布局的战略性、前瞻性和体系化水平，加大长期稳定的投入力度。这与“十四五”时期“加强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鼓励企业投基础研究”“建立长周期评价机制”等制度安排形成了清晰的递进关系，先把基础研究的土壤夯实，再在“无人区”里定向冲刺，形成更多从“0到1”的首创性突破，最终用这些突破去反哺产业、改写格局。

量子科技正是观察这一从“自立”到“自强”跃迁的典型窗口。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已经把量子信息与光子、微纳电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系统等并列为重大创新领域，围绕这些方向组建国家实验室，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向最前沿集中，以期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方向占据先机。与此相呼应，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把“量子信息”从“单一技术”提升为“未来产业”和“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关键支撑，并把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列为提升自主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高地，指向的是从基础科学原理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突破。根据中国信通院统计，我国在量子领域发文总量高居全球第二，发文量高达8000+篇。并且，我国在量子计算专利上占比高达24.36%，属于领先位置。在产业落地方面，超导技术路线受全球关注，我国在量子计算机原型机主要集中在超导量子比特领域，在其他技术路线上也在持续突破，比如离子阱技术方案以及光量子方案。投融资角度，我国量子计算领域融资规模由2020年的13.8亿元增长至29.3亿元，按融资数量来看，2024年的超导量子计算仍然占据主导位置，占比达45.8%。值得关注的是，光量子计算融资数量位居第二名，在量子通信领域有望加速落地。

“十五五”期间，中央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和可行商业模式，真正把“前沿科技”变成“新增长极”。可以看到，“十五五”对科技工作的要求，已经不再满足于把海外先进技术国产化，也不再满足于把已有技术做强、做稳，而是要求在更多领域形成我们自己的“首创源”“策源地”。

这背后是一整套协同推进机制，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建立更高水平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培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形成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高水平人才供给；二是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加速向企业集聚，鼓励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强化基础研究的企业投入，完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耦合；三是加快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布局概念验证平台和中试验证平台，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机制，让科技创新更快变成现实生产力。这套机制其实正是“自立走向自强”的制度化路径。科研不再是象牙塔式孤立突破，而是国家战略任务、原创性科学发现、企业工程化能力和产业规模化落地之间的高效循环。

因此，“十五五”的科技篇章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篇章。它要求我们用“高水平自立”守住安全底线，用“高质量自强”打开发展上限。既要在“有无之间”解决“卡脖子”问题，更要在“优劣之间”塑造全球竞争力；既要让“从0到1”的原始创新不断涌现，又要让这些突破在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先进制造等前沿赛道中加速转化为现实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点。这是一条从夯根基到强寰宇的路，先把自己的“根”扎得足够深、足够牢，再在国际舞台上拿出足够硬、足够新的原创性贡献，让中国科技从“跟跑者”变成“规则塑造者”。

“十四五”为我们打下了三重根基：一是体系根基，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国家实验室体系和重大科技项目，集中力量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夯实了高水平自立的底座；二是能力根基，通过持续提升基础研究投入、优化科研评价体系、强调原始创新，开启了“从0到1”的系统化布局；三是方向根基，通过数字中国、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的超前部署，明确了未来科技主攻方向和新产业生长点。

而“十五五”要把这三重根基转化为国家全面竞争力：让关键领域“可控可稳”，让核心技术“自主可塑”，让未来产业“率先可领”，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在这个指引下，“十五五”的征程就是从高水平自立迈向高质量自强的征程，是以基础研究为源，以原始创新为魂，以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为矛头，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为支撑，向着“强寰宇”的开放格局不断挺进的征程。